抗日战争时期，冀鲁边区犹如一把刺入敌后的尖刀，其地跨河北东南与山东北部的独特区位，东临渤海、西控津浦铁路，直接威胁平津、济南等战略要地。这片英雄的土地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抗日堡垒，更为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。

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行政区划略图（1941年）

冀鲁边区地理位置极为关键，横跨今河北省东南部与山东省北部。其范围大致包括：

河北部分：沧州地区的盐山、黄骅（新海）、海兴、孟村、东光、南皮、吴桥七县；沧州市及沧县、青县的津浦铁路以东区域。

山东部分：德州地区的德州市和宁津、乐陵、庆云、陵县、商河、临邑、济阳七县，以及平原、禹城两县的津浦铁路以东部分、齐河县的津浦铁路以北区域；惠民地区的惠民、无棣、阳信三县和沾化、滨县的一部分。

该区东临渤海，西控津浦铁路与大运河，南濒黄河，北抵独流减河。这一区域直接威胁日军占据的天津、济南、沧州、德州等战略要地，扼守华北与华东之间的南北海陆通道。作为插入敌后的“地下走廊”与抗战前沿，冀鲁边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，以顽强不屈的意志，于敌人腹地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，为全国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山河沦陷，冀鲁边区迅速失守，国民党政权南撤。在危难之际，中共津南工委及地方党组织毅然肩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。

1937年7月，“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与“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”相继成立。同月中旬，中共津南特委决定发动武装起义，开展抗日斗争，为创建根据地奠定基础。同年10月，中共山东省委派遣于文彬（任鲁北特委书记）抵达边区，与津南工委负责人马振华、邸玉栋等会合，建立起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（时属山东省委）。后因山东省委南移，一度与边区失去联系。1937年秋至1938年初，在边区党委领导下，“救国军”连续作战，先后收复盐山、无棣、乐陵、庆云、阳信等县城，并建立起一批县抗日民主政府。

1938年4月，边区党委与河北省委恢复联系，河北省委派遣干部加强边区领导。7月，八路军永兴支队、津浦支队抵达冀鲁边区，显著增强了当地军事力量。同月8日，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成立。8月，军政委员会抽调干部深入地方，开展建党、建政和群众组织工作，充实调整了盐山、无棣、乐陵、庆云四县政权，并新建立沧县、东光、南皮、宁津等县抗日民主政府。各级政权的建立，为推行党的政策和巩固根据地提供了保障。9月，肖华率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抵达冀鲁边区，整编部队，收编地方武装，消灭反动势力，实现了党、政、军领导的统一强化。至1938年底，边区党员发展至2.5万余人，人民武装达2万余人，抗日民主政府覆盖12个县，形成以乐陵为中心的抗日政权，为后续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冀鲁边区地处平原，无险可守。面对日军频繁“扫荡”，边区军民创新战术，广泛开展交通破袭战。

1938年7月，永兴支队对连镇至泊头段铁路实施多次破袭，袭击车站和据点，拆毁铁轨，中断敌军运输，有效配合了正面战场。

1939年5月，日军大举“扫荡”后，边区形势恶化。为应对日军机械化部队，边区发动群众大规模改造地形，挖掘深约1.5米、宽约3米的交通沟。纵横交错的交通网极大限制了日军机动，成为平原上的“人工山川”。同年12月，日军为封锁边区，强征民众在其控制区挖掘“鸿沟”并修筑炮楼。边区军民则发动群众夜间平毁“鸿沟”，并破坏电线、电杆，切断敌人通讯。

边区军民在战斗中创造了诸多经典战例：

1939年1月韩集伏击战：日军调集第五、二十七、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及伪军2万余人，合击盐山、庆云、乐陵边区中心区域，企图与我决战。21日，驻盐山日军西村中队200余人携大车60余辆前往旧县镇设立据点。我内线王雅清（盐山伪商会）及时传递情报。周贯五率六支队七团在韩集村附近公路设伏，由仉鸿印副团长指挥，周边民兵和群众积极配合，毙伤日军100余人，缴获大批物资，残敌溃逃。此战挫败了日军的“扫荡”锋芒，极大提振了我军士气。

1939年1月三打灯明寺：驻东光日军联队长藤井率200余日军、100余伪军乘汽车至灯明寺安设据点。肖华、邓克明、曾国华率“挺纵”五支队雪夜奔袭40里，深夜发起突袭，毙伤日伪军100余人，藤井残部逃回东光。数日后，藤井再率300余日军、200余伪军占领灯明寺。五支队趁夜潜入突袭，毙敌100余人，我军无伤亡撤离。藤井焚村企图诱我回救。我军将计就计，一部救火，一部设伏，再歼敌近百人。三战三捷，沉重打击了日军气焰。

1940年破袭作战：1月，破坏津浦路东光段铁路20里，全歼护路敌军数十人，缴获电话机3部；破坏沧盐公路10余里，收电线百余斤；彻底破坏南皮黑龙村至唐家务村公路；袭击霞口车站并破坏铁路700余米。11月，教导六旅政治部主任杨忠率鲁北支队骑兵连和平原县大队，于三唐火车站截击日军军列，毙日军数名，缴获迫击炮1门、步枪300余支及被服等物资。这些战斗有效打击了敌人，鼓舞了抗日军民。

在“发展经济、保障供给”的方针指引下，清河区逐步构建起经济、军事与医疗卫生“三位一体”保障体系。经济方面，全面推行减租减息政策。1942年7月起，清河区推行减租减息群众运动。据垦区统计，截至年底，减租惠及1900余户，减息粮食达12万公斤，到1943年上半年，全区改造村政权32个，整顿村政权50余个。“双减”运动的深入开展，有效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，根据地面貌焕然一新。金融方面，为抵制“伪币”和“法币”的渗透，1939年清河区第三支队第十团发行“益寿临广流通辅币”，1940年6月，清河区行署在清水泊成立北海银行清河分行，有效抵制了敌伪货币侵蚀，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。

面对日伪的文化侵蚀与反动宣传，清河区党委、行署积极领导抗日军民开展文化反击。1938年7月创办《血花》半月刊，1939年8月出版《群众报》，10月发行《清河妇女》月刊（后更名为《战地妇女》），1940年12月《青年人》月刊创刊，1941年又推出《群众画刊》等刊物。这些报刊在宣传动员、舆论引导和教育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教育领域，清河区广泛兴办学校与妇女识字班，坚决开展反奴化斗争。1940年，全区已有中学1所、小学1600所、冬学600所。1942年6月，清河区行署在老爷庙重建耀南中学，在博兴县纯化镇创立清河师范学校；1943年3月，于八大组建立渤海实验小学，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，为根据地培养了大量骨干人才。

冀鲁边区的抗战历程充满艰辛与牺牲。日伪残酷“扫荡”、叛徒出卖，血雨腥风笼罩大地。但边区军民以钢铁意志坚守阵地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。

1942年6月，日伪发动空前规模的“大扫荡”。四柳林战斗中，一地委、专署及冀中转移干部300余人遭敌合围，浴血奋战，最终全部壮烈牺牲，以生命掩护了大部队安全转移。

1943年4月，日军“扫荡”鬲津河以南地区。乐陵县长余志远率县府机关及县大队200余人转移至邢官庄时被围。为掩护突围，余志远与通讯员据守一屋，弹尽之际咬指血书“生前不能孝父母，死后鲜血为国流。嘱我抗日众同志，踏我血迹报我仇”，随后自尽殉国。

1943年6月30日，教导六旅副旅长、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等遭叛徒刺杀；军区司令员、教导六旅旅长邢仁甫叛变投敌，使边区斗争形势更加尖锐复杂。内忧外患之下，边区军民仍高举抗战旗帜，破釜沉舟捍卫家园。

1943年9月，二地委派遣专署武装科科长薛汉三、德县县长张硕打入济南伪《新民报》社从事地下工作。后张硕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。

1943年12月，盐山县大队副政委于立平率部攻打栾庄子据点，负伤被俘（关押于刁庄据点），坚贞不屈，绝食撞墙牺牲。这片土地上牺牲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达70余名，基层干部、战士和群众超过十万人。他们中包括于文彬、王育民、杨靖远、崔兰仙、王俊峰、吴匡五、姜思民、杨忠等著名英烈，以及无数无名忠魂。

《冀鲁边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》

冀鲁边区斗争形势极端艰巨：全力对抗日伪军，周旋于土匪、顽军之间，坚决反击国民党反共摩擦；地势平坦无险可守，交通要道被严密封锁，重要城镇沦为敌据点。然而，边区军民毫不畏惧，浴血奋战，先后粉碎敌伪万人以上“扫荡”五次，三千人以上“扫荡”十余次，有力挫败敌人五次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牵制并歼灭了大量日伪军。从初期仅有几百名党员、几百人武装、几个县的游击区，逐步发展为拥有2.5万名党员、2万余人武装，活动区域覆盖24县、600万人口的重要战略区。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辉煌壮烈的抗日史诗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、巩固、发展及全国抗战胜利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横跨两省的冀鲁边区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成为抗战中无可替代的战略枢纽。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，面对日伪疯狂“扫荡”、匪顽滋扰和国民党反共摩擦，边区军民前仆后继，历经无数次战斗，粉碎敌人多次大规模进犯，以血肉之躯筑起了坚不可摧的“抗战丰碑”。这座丰碑，将永远铭刻于历史长河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长城中不朽的基石。

铭记抗战历史·赓续抗战精神